看见趋势
推开未来之门

AI进入2.0时刻
所有应用都须重写

从第一个战胜人类的下棋机器人AlphaGo到ChatGPT，AI与人的距离越来越近，未来一年到五年里，这个领域还会有什么重大发展和变化？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背后的假设是：人比AI强、AI正在逼近人。但这是一个错误的假设。

李开复认为，20年前人能做的事，AI大概可以做其中1%，AlphaGo之后大概可以做5%，可是今天AI可以做太多不可思议的事，产出比人更有深度的内容，模仿人做非常逼真的对话，还可以发明新药和新的治疗。

人类过去是地球上最聪明的动物，现在人能做的事情，百分之六七十AI可以做得一样好或更好。如果看一个综合的通用智力来说，我认为今天的AI，已经超越人了。所以我觉得人类必须要脱离把自己当作金标准。”

打造AI First概念
让每一个应用对接一个AI大脑

当然，人还能做一些AI不能做的事情，AI也能做一些人类不能做的事情。这两个物种其实本来就是各有优势，但是今天人类已经不是这个地球上最聪明的物种。

虽然如此，AI可以给人类现有的应用赋能。人需要工作、娱乐、交友、沟通、学习等等，这些需要都有一个PC或移动互联网的应用来支撑，而李开复所谓的AI First概念，就是让每一个应用都对接一个AI的大脑。

比如说过去我们要写一份报告，就会打开一个文字处理软件，在空白文件上面一个字一个字地打。当我们有了AI这个助手，它的IQ等于100个博士，能够帮人把该读的资料读完。

人类狭窄的思维、非常低的带宽，不可能用短时间来学到这些知识或者论文里的精髓。我们人阅读，只能读比较简单的东西，因为我们脑子一下子读不了5000页的文章，无法达成一个非常精髓的结论。AI可以快速做一个PowerPoint来给我们解释。人把需要学习的东西让AI去学习，然后回来当我们的老师。

能做三件人类不会做的事
两年内网上交流AI会占一半

李开复预测，在两年之内，和我们在网上交流的，有一半会是AI，它会做三件人类不会做的事。

第一 它会针对每一个交流的对象去了解这个人，去满足这个人的需求，针对这个用户的特性去打造他喜欢的一个朋友。

第二 AI可以经过一个叫做“对齐”（alignment）的过程，让自己变得特别幽默可爱，善解人意等，它能懂你，能够成为你喜欢交流的对象和朋友。

第三 AI不像人有很多缺点。你可以要求它不发怒，不讲一些讽刺的不好听的话，它讲的一切都是善意的。

人类有史以来，最快能达到1亿用户的技术或者软件，一年前是TikTok，大概用九个月达到了1亿用户；ChatGPT面世后，两个月就达到1亿用户，Character AI在六个月内也达到1亿。现在全世界最好的技术应用第一、第二名都是AI了，只要两年的时间，首10名、20名，甚至100名可能都会是有AI的应用。如果你把AI拿掉，这个App就会失灵。

李开复笃定地说：“AI已经进入2.0时刻，所有应用都会被重写一遍，这是一个不可错过的革命。”

人要保持信任和爱
否则会很孤独

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要充满热情，但不能影响人的感情。

我们心灵拷问一下，有什么是我们人类能，而AI不能的事？可能就只有两类。一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爱和感情；另外就是人的创造力，还有处理复杂事物的能力。

2013年李开复罹患癌症，身上长了20多个肿瘤，17个月的抗癌成功后，不再复发。这段生病的经历，让他更能感受到跟家人的联系，是AI不能取代的。

他领悟到人与人之间的心灵沟通和信任，还有爱，是今天科学不能解释的。AI能帮人做好多现在人们做的事，同时AI也有可能有很多做不了的事，包括取代人与人之间的爱。

另外，AI可以让人类从重复性工作中解脱出来，让我们人类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做我们更擅长，或者给我们带来真正的成长和喜悦的事情。

亚洲的传统是享受大家庭在一起的喜悦，或者每一个人有自己喜欢的嗜好，比如摄影、书法，哪怕做不到一个世界级的水平，能够花时间做自己爱做的事情，就会感受到生命的意义。

人在世界上很多不快乐，但是我们人不要逃避，不要逃避人。如果人与人之间有各种不快乐就去找AI，这样每个人可能就很孤独，这是极端不好的现象。

美国科技强中国应用好
AI之争未知鹿死谁手

现在大家比较关注地缘政治问题，中美之间的矛盾已经扩大到各领域，尤其是科技领域。去年底美国限制向中国出口更先进的GPU晶片，GPU决定了算力（computility），限制GPU出口等于掐住中国发展AI算力的脖子。而决定AI发展的，除了算力，还有数据和算法。

李开复说，美国在GPU方面领先，也用这个优势试着去巩固和保障领先的地位。但大家可能忽略了两件事，第一是数据的采集和优化，中国人口众多，在采集数据方面，勤奋努力可以把这个部分做好。第二是非常繁杂的软件的开发，要把AI的运算、学习和推理做好，不只是算法，很大程度还在于软件工程，包括网络的协议处理，还有怎么去搬运大量的数据。

在确保有效运用每一个GPU方面，中国并不输给任何国家。

李开复认为，中国已经毫无疑问是世界最强的“消费者应用开发者”，它不是所有的应用、所有的软件都领先，但是在常用的手机App上，中国是绝对领先的。

“微信要比WhatsApp好用很多倍，TikTok抖音要比Instagram好用很多倍，美团要比Door Dash好用很多倍。包括最近出海的Shein、拼多多的Temu，都是世界顶尖的。中国其实在过去的十几年，悄悄地成为世界上最好、最多的产品经理和开发者、创业者的地方。”

面向消费者的应用，永远是新平台和技术的重要推手，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如此，AI时代李开复相信也是一样的，所以他认为，未来鹿死谁手还真的很难说。

小国如新加坡能扮演什么角色？

小国如新加坡，人才和数据与大国相比都是九牛一毛的，在未来AI世界里，能够扮演一个怎么样的角色？

李开复觉得新加坡其实机会也挺多的。

第一 新加坡整个科研相当靠前。

第二 新加坡本身市场不大，所以必须往外看，今天做得很好的公司，包括Sea（冬海）、Grab等等，都是面向东南亚甚至更大的市场。反而是一些市场规模较大的国家，比如说几千万人的市场里面，可能就会有很多创业者只做自己国家需要的东西，反而达不到像Grab和Sea这样的规模。

第三 新加坡是东南亚这个非常高速成长的地区里最具有技术竞争力的国家。还有非常聪明的政府，应有能力推动一些好的政策，解决一些重大的问题。这能吸引一些科技公司把新加坡作为试验田，再把产品推向全世界。

最后就是新加坡非常巧妙地维护了与中国和美国两个国家的关系。现在其实有不少中国人和美国人都愿意到新加坡，或者和新加坡合作。

李开复认为，新加坡的创业环境不错，但是不如中国和美国那么大、那么强。他认为新加坡应利用本身的几个独特优势。一个就是它非常明智的政府能够做一些比较胆大而且更具雄心的动作，让这个时代来临的时候，新加坡不但不落后，而且还可以成为世界前几名的国家。

AI的时代来得实在太快了。这两年已经从一个平均人的IQ到了超过所有人的IQ，如果现在用大量的政府资源去推动，让新加坡成为在AI时代的世界前五的国家，我觉得机会是存在的。新加坡是有能力、有优势的，但是需要尽快的去捕捉这样的一个机会。

难预测乌战何时休兵
未来战争恐越拖越久

当前，以哈冲突已外溢到多个国家，包括也门、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伊朗，甚至巴基斯坦，并且有继续扩大的风险。胡塞武装去年11月开始对红海船只展开袭击，连累苏伊士这条国际重要航道的运输量锐减四成，贸易商不是取消订单，就是被迫承担更高运费。

陈庆珠指出，作为航运国家，红海危机对我国的影响不言而喻。其次，中东冲突有可能引发世界其他地区的恐怖主义活动抬头。第三，亚细安10国中有三个以回教徒为主，其他多国也有回教少数群体，很多人要看到在加沙地带立即停火，民众的反应会是各国政府须纳入考虑的因素。

至于乌克兰战争，陈庆珠形容，这场仗已不幸沦为消耗战，西方国家出现援乌疲惫，虽然北欧、波罗的海三国和乌克兰邻国还希望打下去，因为他们看到欧洲安全的未来将由这场战争如何进行与如何结束来定义，但也有一些欧洲国家出于自身国内关切，并不希望战争持续，“现在的问题在于俄乌谁先撑不住，之后才可能谈判，双方都会寻求在对自身处境最有利的时间点协商。”

对于国力相对较弱、又高度依赖外部支持的乌克兰来说，战争的代价更高，它正感到焦虑，尤其随着以哈战争爆发，能强烈地感觉到美国的注意力转移。

何处是尽头呢？陈庆珠不愿预测俄乌战争几时结束，“其实我不确定现在是否还会有速战速决的战争，很多战争都会拖很久。”

预计台湾政坛力量将形成新动态

专访进行时，台湾总统选举刚结束不久，自称“务实台独工作者”的赖清德当选，让各方担忧两岸紧张关系迅速升级，甚至兵戎相见。陈庆珠则是注意到，相较于过去，台海两岸这回在台湾选举前后的表现有所节制。

她观察到，今年跨年前，中国大陆官媒播出两岸俊男美女群星接力合唱台湾流行曲《明天会更好》的影片，台湾歌手在片中谈“两岸一家亲”，大陆歌手则介绍各自的家乡，比如我家青岛的海，四川的火锅等等。

和向对岸射导弹相比，这个方式比较软。
我想中国大陆吸取了经验，明白手段太强硬只会引起反效果。

南太平洋岛国瑙鲁在台湾大选落幕的48小时内宣布与台湾断交，陈庆珠判断大陆这类施压会继续，而北京会如何发出信号有待观察。

倒是许多西方媒体评论称北京对于台湾选举结果非常懊恼，陈庆珠颇不以为然，认为中国大陆肯定搜集了民调和情报，“他们会对结果意外吗？我怀疑。”

民进党籍的赖清德虽然胜选，但只获得四成选票，又失去了对立法院的主导权，陈庆珠预计台湾政坛力量将形成新动态。她也观察到，赖清德在胜选的国际记者会上明言，总统的重要使命是维持台海和平稳定，并承诺依照中华民国的宪政体制，不卑不亢维持现状。

在她看来，赖清德说出“中华民国宪政体制”，是重要的。尤其是现场英语翻译最初错误译成“民主自由的宪政秩序”，之后现场更正并说出“中华民国”，更说明民进党或赖清德团队希望这个立场被注意到。

至于海峡两岸关系的走向，陈庆珠认为，必须观察下来几个月到5月20日赖清德就职前的局势变化，以及赖清德的就职演说。

美国遏制大陆不会从台湾下手

自从2021年以来，台湾就被冠上“地表最危险之地”的头衔，也有中国大陆观察人士质疑，美国不仅是利用台湾来牵制大陆，甚至会采取“诱战”的长期策略，企图诱发台海冲突以达到阻断中国大陆崛起的目的。

记者询问陈庆珠对上述猜疑的看法，曾驻美长达16年，对美国有深刻了解的陈庆珠回应说，美国如果寻求拖慢或阻断中国崛起，会从科技领域下手，不会选择台湾。

“美国现在要控制尖端与精密科技的出口。他们说，‘这是我们的，我们干嘛要卖给竞争对手和对立方？最终自己被反咬一口’。这是美国对科技的态度，就是‘是我们的’，而先进科技被视为经济和军事竞赛的决胜关键。”

她刚读完的《晶片战争》也再次提醒她，即便是作为美国盟友的日本，当被美国视为竞争对手时，也遭受过同样的对待：被加征关税、出口管制、市场禁入、科技禁运……只不过美国对中国的制裁范围远更广泛，今天的高科技产品也更多。“美国把争取领先地位的竞争定义为安全威胁，这成了中国的难题。”

对比之下，在台海制造不稳定不符合美国利益。“他们要做什么？派部队到台湾吗？”尽管美国总统拜登也多次“口误”称会协防台湾，陈庆珠看到的却是美国一直谨慎地避免派部队到乌克兰和中东，仅提供武器，无人机、导弹等。“美国人并不寻求另外一场战争，他们不要看到美国人的鲜血白流。”

2024年中美关系“战术性稳定”

2024年全球的态势高度不可预测，但是中美两国领导人都有意愿让中美关系稳定。

陈庆珠用“战术性稳定”来形容去年11月旧金山中美元首峰会后的两国关系，需要竞选连任的拜登不希望中美关系不稳，中国须专注为国内经济问题找解方。

不过，陈庆珠也警告，为了避免被视为对华软弱，拜登政府的对华科技出口限制不会停止，会有更多中国企业与个人被列入受制裁的“实体清单”。

至今，前总统特朗普在共和党初选中节节胜利，一步步靠近他重回白宫的目标。　

当被记者问到如何评估“特朗普2.0”的可能时，陈庆珠给出开放性的回答：“一些民主党人完全不能想象特朗普还能赢，许多共和党人对特朗普胜出充满信心。我会说，他有机会，我完全不排除特朗普胜选的可能。但现在为时尚早，老练的美国选举观察者会告诉你，到9月后才去看民调。”

那如果“特朗普2.0”真的降临，美国的政策会出现什么戏剧性转变？对此，陈庆珠谨慎地说：“特朗普不是很可以预测的。”

“他说过，会对所有国家：欧盟、中国、日本、亚细安、拉美一律加征10%关税，这可能加速全球经济衰退。但也有人对他有另一种期待，就是让俄乌战争早点结束。特朗普总统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好朋友，我想普京会更愿意在特朗普在位时和乌克兰谈判，条件会对俄罗斯更有利。另外，特朗普对于中美贸易失衡非常关注，他会迫使中国做让步。”

一些人认为，特朗普把中国视为经济挑战。但民主党人以及共和党人都把中国视为战略挑战，所以即使特朗普不这么看（中国是战略挑战），他任命的官员，他的国防部长、国安顾问、国务卿都会有影响力，虽然最后还是总统拍板。中美争斗会在长时间里不断深化，特朗普2.0不会改变这一点。

特朗普若上台，预计他会更专注于美国国内事务。他去年宣称要整顿美国的建制、对付美国的“深层国家”（deep state）。陈庆珠总结说：“我们不能预测特朗普会做什么。”

世界往不对称多极方向演变

从青年时期的敢言学者到我国驻联合国、驻美外交官，陈庆珠目前身兼巡回大使、大学教授、国际智库亚洲学会全球联合主席等多重职务。据记者了解，至今她每个工作日仍穿戴齐整到办公室，勤奋刻苦的态度几十年如一。

面对国际地缘政治架构的晃动，现状让人想起中国古人所说的“天下大乱”，我们该如何理解世界未来的演变？

陈庆珠认为，未来的世界不会是单极，也不会只有两极，而是多极；架构会是零散的，各极的高度也不对称，美国依然是最高的一极，因为美国的军事实力凌驾其他国家，目前的经济也非常强劲、盟友还在扩展、科技仍然领先，并且还在吸引人才。

但美国不是唯一一极，中国是另一极，印度在追赶，欧盟虽然面对经济困难但也不希望被忽视。“每个国家都希望有能力为自己选择，都要对国际事务有话语权，看看中东地区，虽然都是中小国家，他们正在发出有效、响亮的声音，并且有影响力。”

陈庆珠提醒人们看到沙特阿拉伯、卡塔尔正扮演斡旋者的角色、施展有效外交；金砖国家在崛起，印度力争作为全球南方领导，中国也有意这么做，但被国内经济、两岸、中美关系问题分了神。

金砖十国的共同点，是他们都不希望被强加予单一的美国声音，但我想大家也同时认识到，美国还是最高的一极。

在日益复杂的世界里，新加坡要如何应处？陈庆珠不愿给所谓的“忠告”，只是强调：没有一刀切的答案。

“我经常被问到这个问题，我们该怎么办？那你就分析每一个情况，根据每个情况问：新加坡的利益是什么？我们该怎么处理、怎么回应？我们的国家利益，这是唯一的恒定。”

“金发女孩”与“三只熊”寓意
对应全球经济冷与热

孟文能自1987年加入金管局，在那里工作长达29年；他在2011年出任局长，也是任职最久的金管局局长。2018年，他获金融时报集团旗下刊物《银行家》（The Banker）选为亚太最佳央行行长。

那年初，孟文能引用了格林童话中的《金发女孩与三只熊》，用“金发女孩经济”（Goldilocks Economy）来比喻当时的全球经济，即一种既非过热也非过冷的适度增长状态。在故事中，金发女孩走入了熊家，发现餐桌上摆放着三碗粥。她跳过了过热和过冷的，吃下温度适中的那一碗，便倒头就睡。

他当时警示说，就像童话中的熊家族一样，“熊爸爸”通货膨胀、“熊妈妈”保护主义和“熊宝宝”金融不稳定，三只“熊”已探头探脑，可随时打断金发女孩的美梦、打破经济的平衡。

六年一晃而过，孟文能口中的“三只熊”已现身，但在接下来的故事里，会只有金发女孩与三只熊吗？

廉价货币时代终结后
债务过高难回到从前

一切还得从“熊爸爸”说起。

在全球经历一波通胀之后，各地的货币政策紧缩阶段将在未来一两年逐渐放缓。一旦“熊爸爸”通货膨胀睡去，利率会从当前的高水平下降。

孟文能说：“但它不会回到从前的水平，会比以前来得更高。这也是全球经济须应对的新调整。”

若将时间定格为每组10年来观察，孟文能指过去的10年极不寻常，通胀极低、货币政策极松，所以利率也极低，流动性充裕。

在未来10年里，一个重大变化是，廉价货币和低利率时代会终结。

加强征税能弥补之前收入损失
平衡公共财政引回可持续轨道

不过届时，相对于生产总值或其他衡量标准，全球债务水平仍会过高。

一方面是货币宽松时期，借贷相对容易，不少政府、企业和家庭越借越多，债台高筑。另一方面，疫情期间，许多政府因抗疫积累了大笔债务。

孟文能说：“如今，它们必须削减开支，或至少控制支出的增速，同时还要寻求新的收入来源。倘若全球出现加强征税的趋势，我不会感到意外。这种做法能弥补之前的收入损失，平衡公共财政，并将经济发展引回更可持续的轨道上。”

一些加强征税的全球性发展就包括第二代反税基侵蚀和盈利转移（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 2.0，简称BEPS 2.0）框架，规定跨国公司有效税率达15％全球最低标准，确保跨国公司不能将利润转移至其他低税率地区，各地政府不至于流失税收。

即便加强征税，孟文能认为一些承受巨大压力的政府，如欧美先进经济体，将不得不削减它们的社会安全网，“否则，债务增长过快，将产生自身的一系列问题”。

科技创造工作也摧毁工作
工作不是被破坏而是要被“拆解”

更深远的是，随着社会安全网接下来松动，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新科技所带来的浪潮可能导致更广泛、更深层的结构性改变。

许多人关注的是科技会创造工作，还是会摧毁工作。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它将改变我们的工作。

孟文能以新闻产业举例说，过去行业里有一种称为速记员（stenographer）的工作，负责速记人家的口述，纵然这个岗位已经消失，但“记者的工作不太可能消失，因为我们需要新闻，但新闻的生产方式、分发方式，以及消费方式，都因科技而发生了变化”。

因此，更重要的是审视自己的工作，并将其分解为不同的任务，因为有些将被摧毁，如软件可自行完成的任务；但也有新的出现，如监控网安风险。

“今天，我们每个人的工作中，都有10年前没在做的事。如果你观察每一份工作，大体上都是如此，工作的本质在变。人们真正须关注的是，自己的工作在未来五年、10年内会怎么变。”

与此同时，人们也要意识到，工作不仅越来越复杂，彼此间的界限也更加模糊和重叠，更多工作无法独自完成，须在团队、网络和生态系统中完成。

譬如，从前记者写文章，先是手写或打字，之后提交给他人校正，再接收校正稿重打。后来，通过可编辑文档打字并发送稿件，无须重印和来回修改。现在，有了共享文档，多人可同时进入文件，分析数据、讨论和添加见解，提升协作效率和新信息的产生。

孟文能说：“共享网络、共享工作场所、共享工作流程，变得非常重要。我认为，这方面是各行各业的公司、企业和组织都须投资的，就是赋予人们在衔接的网络团队中工作的能力。”

避开过于集中风险
在碎片化不协作中寻找合作模式

然而，在“熊妈妈”保护主义极凶猛的环境下，协作谈何容易？

孟文能承认，当今世界的确出现更多限制，经济上的分化同时出现在贸易、投资、技术，以及金融等领域。“合作时必须谨慎，以便对任何突发变化保有韧性。”

譬如，从前只须与两方合作，现在须与五方合作，才能降低风险过于集中。“这是构建韧性的一种有趣方式，就是你需要形形色色的合作伙伴，实际上这也代表了一种新形式、更广泛的合作模式。”

孟文能说：“我不将之称为全球化的终点，但我会说，这是一种截然不同的全球化，包括在贸易、投资、技术，以及金融层面一定程度的碎片化。把这一切综合起来看，我们将在未来10年，面对一个非常不同的世界。”

不过，在关键问题如应对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上，孟文能呼吁各方必须合作，避免经济学中的“公地悲剧”发生。

在所谓的公地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中，有一片草原，不同的养牛人带着各自的乳牛，都希望自己的乳牛能吃到青草。但若每个人都让乳牛吃青草，草原最终会寸草不剩。

孟文能指出，中国和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碳排放国，双方都意识到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但目前因关系紧张和信任缺失，难以进行有效合作。“这是一个问题”。

“我们是坐以待毙等到危机来临才行动，还是能在危机发生前就采取行动？像新加坡这样的国家须继续推动这个领域的全球合作，努力将各方聚集在一起，即使大家在其他领域存在竞争和互不信任，也应该在这个问题上合作。”

“熊宝宝”引发的不稳定性，也是让很多人忧心的未来潜在风险。

就如工业革命时期，从马车过渡到汽车，如今人类社会要从高碳排放经济体过渡到绿色经济体，“结构从旧的转变为新的，过渡期极为痛苦。我认为，我们正处于类似的转折点。”

新经济中也有机会
让低收入群体和中小企业翻盘

孟文能认为，世界面对的重大挑战是如何管理这个转变，尤其是还要照顾到脆弱群体的权益。

“我不认为这会很顺利，因为那会太乐观。但你可思考如何处理这些颠覆的变化、如何将它们最小化、如何给予足够时间进行调整、如何帮助受影响的人适应新经济。”

反过来看，孟文能认为，新经济中也有让低收入群体和中小型企业翻盘的机会，如代币化这个概念。

他举例说，如果一名养牛人想从银行借钱，理论上可将乳牛代币化，在区块链上交易，创造更多经济价值，也为那些以前无法将非金融资产变现的低收入群体创造机会，降低他们的借款需求。

总体来说，这些技术可为低收入人群和中小企业创造更多机会，前提是他们能够投资、理解、并使用这些技术。

至于新经济是否能缩小贫富差距、打破社会分配财富的方式，孟文能认为，还有众多影响因素在起作用，如代际间代代相传的优势，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深化不平等的现象。

对于新加坡这样的经济体而言，需要的是去深入了解这些变化，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般的评估，即从前很好，今后会很糟，“因为这不是一个很有帮助的方法”。

“我希望我听起来没太悲观。过去的10年比之前的10年变化大。未来的10年，变化还会更大。变化具破坏性，令人不安，但正如所有变化一样，它既蕴含着机遇和好处，也伴随着挑战和脆弱性。”

问题最后窗口期的冲刺

气候变化与环境的未来，不外是时间、国际政治，以及资源与智慧这三方面的拔河，怎么为气候危机找到更多天时地利人和的方案与正能量，是这次访谈的核心。

《我们选择的未来》的两位作者，是气候问题专家克里斯蒂安娜·菲格雷斯（Christiana Figueres）和汤姆·里维特-卡纳克（Tom Rivett-Carnac）。他们是促成2015年《巴黎协定》的重要推手，协定旨在大幅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使全球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否则极端气候的后果严重。

菲格雷斯在书中提到，1.5摄氏度的温控目标要取得至少50%的成功率，人类须在2030年之前把全球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减少至比现在少一半的水平，到2040年再减少至比2030年少一半，然后最迟在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这个转变需要人们在生活和经济上做坚定的减排，包括从2020年停止煤炭生产，接着逐步停止油气开采，最后是彻底放弃使用这些化石燃料。

刘斌教授说，跟一两百年前的工业革命前相比较，地球温度至今已升高了1.1到1.2摄氏度。如果人们不做任何改变，大概到2040年时，升温就可达到1.5摄氏度，“也就是留给我们的时间确实是不多了，差不多10多年的时间”。

“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国家已经开始减排，开始用新的绿色能源。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留给我们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的，因为我们一直在进步，所以还是充满希望的，我们能够在合适的时间内解决这个问题。”

这份乐观与自信，关乎对未来的选择，即在气候问题面前，不愿坐以待毙。

控制技术费用
让千家万户更易采纳

经常以“顽固乐观主义”者（Stubborn Optimist）自居的菲格雷斯说过：“乐观不是盲目地无视现实问题——这叫愚蠢。也不是天真地相信，即便什么都不做，问题都会自行解决——这叫不负责任。我说的乐观主义是迎接挑战的必要条件，也是增加成功机会的唯一途径。”

在气候问题最后窗口期的这10年，刘斌觉得科研人员优先要做的是加紧与政府合作。科研人员要解决技术上的问题，并让制造出来的更好技术价格尽量合理，使得民众能采纳。政府则要制定合适的目标，通过经济的杠杆如碳税等措施，让有关科技能够尽快普及，企业也能尽快用上绿色能源。

“对于气候和环境这种跟民众非常相关的课题，科研人员尤其要考虑的是研发的技术能不能量产，能不能跟企业合作，把成本降下来。成本低了，千家万户才容易采纳。”

刘斌举太阳能为例说，几十年前每千瓦要数十美元，今天在一些太阳能最便宜的地方已降到每千瓦2分。另有数据指，太阳能的价格在过去10年里，降低超过八成。而其他新能源如风能、氢能价格也在逐步下降。

所以从科学的角度来说，我们是非常有信心在将来不太长的时间里，能够解决很多具体问题。

国大研发二氧化碳“捕手”
化废为可持续能源

新加坡在2021年发布了2030年绿色发展蓝图，为城市绿化、可持续生活和绿色经济各方面制定了明确目标。

刘斌说，新加坡制定的目标非常明确。要实现这些目标，也有赖科技和人们生活中的许多行为。她觉得政府在引导和相关投入上“已经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而新加坡国立大学作为一个重视科研与应用的学府，它在2017年已开始关注怎么从空气中捕捉二氧化碳，再把二氧化碳跟氢气反应变成一种燃料。

“大家在谈减排或谈改变能源结构时，通常是说不要增加太多二氧化碳，但实际上我们的空气里已经有很多的二氧化碳，升温已经发生了，那要怎么让温度回到100年前或者200年前，这个需要新的科技，那就是要把已经在空气里的二氧化碳给抓回来。”

这个方法比减排要更困难，但刘斌和国大科研人员认为这么做更有长远意义，对新加坡也更可持续。

“新加坡的自然资源比较贫乏，二氧化碳作为一种污染源，又完全免费的资源，如果可以利用它来产生新能源，不仅是化废为宝解决了能源的问题，还解决了气温升高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在新加坡这片土地上，我们能够永远地产生新的清洁能源，所以这个做法是有很大战略意义的。”

国大在研发过程中又发现，要生产的这个新能源的价格，跟所需的氢气的价格非常相关，刘斌于是在两年前领导设立国大氢能创新研究中心，最大的目的是要把氢气价格降下来，使得本地工业和民众都可以用到比较安全、价格又比较合理的氢能源。

刘斌曾在2019年的世界经济论坛上介绍国大对二氧化碳化废为宝的研发，如今这个多孔、可捕捉二氧化碳的有机材料已可做吨级量产，预计明年就可有个小型工厂展示。这个创新研发对其他国家的替代能源规划也有意义。

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2023年10月在新加坡国际能源周活动上宣布，新加坡将通过全国氢气策略推动氢气发展。到2050年时，它或可满足本地高达50%的能源需求。

未来替代能源景象
画面乐观明亮

那是否意味着新加坡未来也可能有氢能驱动车？

刘斌提醒，一个地区或国家选择电动车或氢能车，取决于经济条件以及能量应用的效率。新加坡面积小，车子的行程不是很远，电动车的效率比较有优势。行程远的，尤其如货车或大卡车的耗能大，用氢能就更好。否则需要大量充电或是带着很多电池，这些重量会影响车子的行驶效率。

所以要从能量的效率以及应用过程中需耗费的资源来考量，最后决定用哪一种方式。同样，各个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技术要看本身的情况，不能一刀切。

很多技术是可以在全球共享的，但是具体选哪一种技术，要根据自己的情况而定，不同国家有不同的选择。

如果用一幅画来描绘未来的替代能源景象，刘斌马上说：“这幅画首先应该是乐观的，非常明亮的一幅画，我们会逐渐走出依赖石油能源。”

新加坡目前倚重天然气，但已在做各种替代尝试。“我们在准备的有氢能、有二氧化碳产生的新能源、有污染油再生的新能源、太阳能和少量的风能，各种各样的可能。未来一段时间也许还会考虑核能，所以新加坡规划得很好，只是要努力使得我们的科技在价格上能够达到企业、国家和民众的要求，就能解决问题了。”

在更长远的未来，那幅画里可能还有来自太空的能源。“太空有很多气体，很多射线，都是能源，我们可怎么收集加以利用。这在过去是很难想象的，但是现在在科技上，是有可能的。”

弥合各国资源不对等
展现小国科技领导力

钱是其中一种资源，在减排转型上，富国与发展中国家的能力悬殊。

钱够不够用是个相对问题，它也牵涉到我们怎么去优先和更好地花我们的每1分钱。

例如，先进国家在继续使用石油或天然气的同时，可以进一步去发展碳捕获或碳转化这样较先进的科技。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则可充分利用已经有的资源，例如发展风能或太阳能，使大家减少对碳或石油的依赖。

与此同时，“如果绝大多数的国家能够携手起来，我们产生有效解决问题的方法的速度，一定会更快。这对发达国家或不太发达的国家，都是有好处的。”

在这方面，新加坡也在献力。“我们不仅是解决新加坡或者是东南亚的问题，很多时候也在想有没有可能在新加坡找到一种技术或可能性，然后去解决其他国家或是更大范围的问题，这也能充分展示新加坡在科技上的领导力。”

新加坡的很多考量，不仅仅是看今天，也在看未来。不仅仅看到自己，还看到我们周围甚至整个世界的全局发展。这是非常有远见的。

环保与气候变化问题一直被卷入政治或地缘政治，科研人员的努力是否也会被拉后腿？

“对我们是有一定影响，就是这么美好的事情，为什么大家不团结起来，共同往前推进？”

但刘斌也强调，科研人员关注的还是科学的问题，即便有一些影响还不是太大。

“因为我们明白，科研人员的使命是把科技做到最好，我们很清楚应该做什么。过程是苦的，可能要试了1000次才成功，但精神愉快，因为你知道你每一步追求，都是在解决这个世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