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者根据主持人提供的问题选择"同意","不同意"或"不确定",由此展开讨论
参与者的选择
“‘我和不同种族或宗教朋友谈到加沙议题时,会感到不自在’,你同意这观点吗?”问题一出,参与对话会的六人相视而笑,迟迟没人作出选择。大学生玛蒂雅一度想选“不同意”,犹豫了一下选了“不确定”。最终,六人中,共四人选择了这个有所保留的立场。
这一幕,从侧面反映了我国多元社会的现状——我们能和不同背景的朋友话家常,但谈到加沙这类敏感议题时,似乎有一条隐形界限,人们常常不知道该从何谈起,甚至可能下意识地回避这些课题。
2023年10月7日以哈冲突爆发以来,本地围绕加沙局势的舆论保持活跃。政府应否提供更大的公共舆论空间探讨加沙议题?我国多元社会是否足够成熟,能就这类触动敏感神经的事件做建设性讨论?这些都是由加沙议题延伸出的思考。
加沙局势涉及多重的复杂议题,即便只是在个人层面,要和身边的朋友谈论已经不容易。
玛蒂雅(Nurainun Mardhiyah,20岁)在南洋理工大学主修公共政策与全球关系,讨论加沙这个重大国际热点,应该是同学之间稀松平常的事。不过玛蒂雅坦言,只有与来自同样种族和宗教、观点相近的朋友一起时,她才能较自在地谈加沙。
由于缺乏跨族群的对话,她不太了解其他社群的观点,也不知道该如何拿捏对话的分寸。有时转发一个加沙相关的社交媒体贴文,她都会再三斟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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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确定该如何表达,才不会冒犯别人,或避免让他们觉得自己被训斥。因为处理这课题很重要的一点是,不能反而造成人们害怕谈论它,更不能让人觉得,不能有不同的意见。
玛蒂雅
20岁南洋理工大学学生
玛蒂雅
20岁南洋理工大学学生
营造安全对话空间艰难但重要
参与对话的南洋理工大学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讲师陈添金(52岁)认为,营造一个安全空间,让持不同意见的人能放心就敏感议题展开坦诚对话,这对新加坡这个多元社会来说,是一项艰难但重要的任务。
他指出,人们在关于加沙的对话中常常给彼此贴标签。“就因为我们不认同一方的看法,就被贴上‘反犹’或‘恐怖分子’的标签,难道非得那么二元对立吗?”
以哈问题不仅可能引发唇枪舌剑,更存在诱发暴力行动的风险。根据我国内部安全局今年7月发布的数据,过去一年,内安法处置的八名新加坡人自我激进化案例中,半数是因以哈冲突被触发或加剧。
在加沙议题上,政府长期以来尝试在管控安全隐患,和促进沟通交流之间审慎平衡。过去两年来政府官员大多以闭门形式,与不同社群就加沙议题进行交流。警察部队和国家公园局也在2023年10月,发布联合声明,以公共安全为由,表明不会批准任何和以哈冲突相关的公共活动和集会。
一些舆论批评,政府的做法压缩了极为重要的公共舆论空间;官方则认为,舆论自由和国家安全之间,须做出折中取舍。
回教社群同样存分歧
对话中心创办人兼董事伊姆兰(Imran Taib,48岁)的日常工作就是促进跨信仰交流,根据他的观察,加沙议题不仅有分裂不同群体的风险,在回教社群内部,同样存在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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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回教徒把作为信仰的犹太教,同以色列和加沙的政治局势混为一谈。如果你试着向他们解释两者有别,反而会被指亲犹太复国主义,这就很难展开对话了。
伊姆兰
48岁促进跨信仰相互对话中心
创办人兼董事
伊姆兰
48岁促进跨信仰相互对话中心创办人兼董事
伊姆兰也提醒,信息量巨大的网络世界里,来自四面八方的情绪和观点可能影响新加坡人,但这些观点有时不适用于新加坡的环境。
尽管开启对话不易,参与这次对话的六人都一致认为,促进国人对加沙这类复杂议题的理解,有助强化社会凝聚力。
伊姆兰强调,有关加沙的对话越是艰难,就越得寻找交流的方法,也必须教育民众如何展开有意义的公民对话。
他说:“我国已是个非常多元的社会,不只是宗教文化或种族多元,也有许多人持有各种不同观点。是时候正视这一点,这样才能锻炼我们处理分歧的能力。把分歧扫到地毯下,只会加深很多刻板印象和成见。”
南洋理工大学社会科学院政治学副教授瓦利德(Walid Jumblatt Abdullah,40岁),是本地积极推动关注巴勒斯坦相关议题的活跃人士。他承认自己可能也处在某种社交舒适圈中,但重要的是要对此有自觉,并尽可能和持不同意见的人交流,不断扩大自己的圈子。
他说:“我们未必喜欢别人的观点,但大家不论如何在同个空间里共处,唯一前进的方式是展开对话。”
参与者的选择
加沙局势不再是一场“小小的家庭纷争,而是活生生的种族灭绝。”
杨思慧(36岁)在对话会上这么形容,为加沙的人间悲剧高奏哀歌。她是本地民间发起的“巴勒斯坦奖学金计划”成员。这个计划去年10月启动,今年7月宣布已筹获超过51万元,可资助四名巴勒斯坦年轻人今年到本地大学深造。
据最新报道,加沙九成的房屋已被摧毁或损坏。学校、医院和宗教场所无一幸免。190万名加沙居民流离失所,相当于九成人口,平民死亡人数超过6万,三分之一是儿童。医疗服务不堪负荷而瘫痪,向平民提供的人道救援遭刻意阻挠。
就如杨思慧所感伤的人间悲剧,从人道主义立场,不论什么种族或宗教背景,新加坡人应该会关注加沙民众两年来无端端遭受的浩劫。
参加对话的六人,对“不论哪个种族和宗教,加沙局势是新加坡人一大关切”的这一提问,大多表示同意。
一些人对议题不够了解
然而,各个社群对加沙的关切度明显个人化,当中的差异取决于个人的宗教信仰、价值判断,以及对议题的认知及把握。唯一对上述提问选择“不太确定”的,是以促进跨信仰对话为宗旨的中心创办人伊姆兰(48岁)。他说:“关心加沙是不是新加坡人的共识,我不太确定,因为我们没有确切数据,目前只有个别观点作依据。”
他解释,他本身是非常关心,但讨论所能触及的深度和广度,因人而异,即便撇开宗教和种族的差异,谈资对象及个人的社交圈子,都会影响关切程度。
杨思慧附和说,普罗大众最关注的还是柴米油盐,就算是民生课题,一些人的认知也流于表面。而加沙在千里之外,认识它更不易。她说,以哈冲突初期,一些人甚至连巴勒斯坦这个名字也一无所知。
与会六人一致同意的是,加沙是个已超越宗教的复杂多面课题。它既是当今最大的人道主义危机,也直面挑战以法律为依据的国际秩序,再再反映出潜在的经济和区域安全风险。
从事投资和财务规划的陈显耀(Providend总裁,55岁),就举了以哈冲突初期,国际石油价格大波动的例子,说明加沙问题的冲击不限于加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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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对加沙议题好好沟通,可能会破坏我们社会的凝聚力……加沙不仅是当地的问题,它会产生连带效应,如果局势恶化,甚至可能引发中东战争,波及其他国家。
陈显耀
55岁财务规划公司Providend
总裁
陈显耀
55岁财务规划公司Providend总裁
沟通和对话是重要且必要的,但对话涉及立场和表态,如何在立场迥异情况下,仍能坦诚开放地对话而不影响多元社会的和谐,是个挑战。
今年5月新加坡全国大选期间,甚至有外来势力企图影响本地马来回教社群对巴勒斯坦的态度和影响选情,引发关注和争议。政府及时干预和提醒,避免外来势力和本地有心人玩弄身份政治,误导选民和破坏社会稳定。
可以有情绪 但行为需符合国情
本地马来回教社群与巴勒斯坦人有宗教共通性,自然更心系加沙,甚至牵动情绪。南大社会科学院政治学副教授瓦利德(40岁)副教授直言,这是肯定的,但他指出,回教社群与加沙存有的“情感连系”,早在以哈冲突前就已存在。
瓦利德认为,对仍不见曙光的加沙局势产生情绪并不是问题,关键在于如何转化为更有意义、更符合新加坡国情的行为。而这种情绪反应,实际上已超越回教社群,加沙所引发的法律、人道主义和道德等危机,更是在年轻一代激起广泛共鸣。
杨思慧则不认为宗教的共通性必会产生更大的共情。反之,她认为事件的呈现方式、媒体的报道,更能直接影响一般人的关切程度。因此,媒体在报道与措辞上,应该审慎。
一场有温度有火花、而不失理性谈论的对话,是一个社会应有的成熟气度:珍视多元,也尊重存异求同。
做得更多?
参与者的选择
“新加坡应该为巴勒斯坦做得更多”,这道看似直截了当的观点,唤起了参加对话的六位嘉宾,对新加坡“做了什么、少做什么、还能做什么、做得到吗”的自我审视。
我国政府至今为巴勒斯坦提供的人道救援,确实得到国人的肯定及赞扬,但一些国人遥望加沙仍感到无能为力。
这种无力感,传达了人们更深层的诉求,即除了捐款捐物资外,希望还能在不破坏新加坡多元特质的情况下,有一个更开放和可以放心发声的管道,增进对议题的讨论和了解。
六位嘉宾中,五人认为新加坡应该为巴勒斯坦做得更多,一人表示不确定。立场不同,但很大程度上,六人的看法相当一致。他们都说,能理解新加坡作为小国的处境和顾虑。
赞同者伊姆兰说,新加坡已为巴勒斯坦提供九轮总额超过2000万元的人道援助,也安排培训,作为小国,新加坡具体还能做什么,他其实不太确定。政府最近宣布,新加坡正为加沙提供第10轮援助物资,援助总额已超过2400万新元。
陈显耀“不太确定”新加坡还能多做什么。他说,新加坡建国初期得到以色列在建军方面很大的帮助,彼此长期关系也不错。因此当新加坡政府批评以色列对加沙的行为违反国际人道法规时,他认为这种勇气和担当,让人佩服且意外。至于新加坡还能为加沙多做什么,说易行难,毕竟新加坡有小国的局限。
呼吁政府提供更多援巴空间
“不要总是以小国作为理由”,杨思慧马上回应。显然的,对于小国不太能做什么、或能发挥什么的说法,她认为值得商榷。
她说,新加坡社会能不能做得更多,取决于政府允不允许,“我们能安全参与的就是捐款和慈善。除此之外呢?政府应该给予空间,营造安全的环境,让大家知道,可以通过非激进的方式做更多事,不会受到惩罚。”
其他参与对话的也赞同,建议政府应超越物资捐款,作出更多非物质的努力,包括允许民间举行和平的公开声援行动、在民间展开更多理性的深入对话、加强公众对加沙历史和现实挑战的认知,以及停止在我国航空展上展示以色列武器等。
应否承认巴勒斯坦国成焦点
承认巴勒斯坦国,近来已成为许多国家谴责以色列对加沙过度军事行动的手段。大多参与者异口同声呼吁新加坡政府承认巴勒斯坦国。
陈添金博士说:“有人说,我们不应承认巴勒斯坦国,因为这会为巴勒斯坦制造更多麻烦。问题是,不承认,他们已在受苦;承认了,会改变什么吗?会更糟吗?”
就在这场对话举行后约两周,新加坡政府在9月22日宣布将有条件承认巴勒斯坦国,前提是巴勒斯坦要有一个承认以色列生存权,并明确摒弃一切形式恐怖主义的有效政府。我国也将首次对在约旦河西岸向巴勒斯坦人施予暴行的极右翼定居者,团体或领袖,实施针对性制裁。
让伊姆兰无法理解的是,加沙妇孺平民无辜惨死的现状已是信仰的道德良知问题,新加坡各大宗教团体组织却没有像对待极端主义或恐怖主义课题一样,公开发表联合声明谴责。
身为回教徒,瓦利德副教授更感同身受。他觉得,多元种族主义的担子常落在回教徒身上。以哈冲突爆发后,本地回教宗教司致函慰问新加坡犹太教领袖,但以色列攻击加沙,回教社群并没得到关切的信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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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回教社群)已经很习惯了,即使某地发生的恐袭与我们无关,回教社群也会立刻谴责,主动划清界限,声明‘回教不支持这种行径’,这几乎成了我们社群的条件反射……但有时我觉得,这样的举措不是相互的。
瓦利德
40岁南洋理工大学社会科学院
政治学副教授
瓦利德
40岁南洋理工大学社会科学院政治学副教授
黄小芳
《联合早报》本地新闻副主任
一场艰难但必要的对话
“加沙议题这么敏感,你们为什么要举办这场对话会?”
这是不少人收到对话会邀请后的第一反应。在筹备《遥望加沙:我们的多元视角》多媒体专题报道的过程中,寻找这场圆桌对话会的参与者无疑是最困难的一环。
将近一半的受邀者婉拒了这场对话。一些人即便本身高度关注加沙议题,也认为新加坡社会应该进一步讨论这个议题,但一听闻要在媒体平台上公开谈加沙,还是打了退堂鼓。
他们小心翼翼的态度,恰恰凸显在本地多元社会讨论加沙,这个复杂又敏感议题的难度。有没有一个安全、同时又不让人感觉受缚的空间来谈论?讨论加沙议题对新加坡社会又有什么积极意义?这些是不少受邀者考量的因素,也是筹办这项目的《联合早报》和《每日新闻》制作团队,从构思、执行、视频后制到撰写平面报道,每一步都认真思考和衡量的问题。
这场对话不仅关乎加沙局势,更是我国多元社会的一种写照。除了创造一个跨越种族宗教一起讨论、一起聆听不同声音的平台,制作团队也尝试探讨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为什么在我国这个相对成熟的多元社会里,仍有一些难以
启齿的敏感话题?在避而不谈的情况下,我们真的了解彼此的立场和关切吗?
这场对话不仅关乎加沙局势,更是我国多元社会的一种写照。除了创造一个跨越种族宗教一起讨论、一起聆听不同声音的平台,制作团队也尝试探讨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为什么在我国这个相对成熟的多元社会里,仍有一些难以启齿的敏感话题?在避而不谈的情况下,我们真的了解彼此的立场和关切吗?
经过团队一番努力,六名背景多元的素人和学者接受邀请,到报业中心摄影棚参与对话。他们大多是初次见面,要在摄像机前聊加沙,一开始显得有些拘谨。
陈显耀在回应关于马来回教社群是否更关切加沙议题的提问时,字斟句酌地阐述自己的观察,似乎怕失言。话说到一半,一旁的瓦利德忍不住皱起眉头,欲言又止地搓着大腿,最终忍不住打断了陈显耀。他质疑人们为何只能关心议题但不能太情绪,并进一步说明自己不同的观点。
这是对话会中出现的第一个分歧,也是一个转折点。尽管提出异议时气氛难免些许尴尬,但两人在过程中坦诚交流,真心聆听,反而为参与者打开了自由对话的大门。他们逐渐卸下心防,不再依赖主持人主导,能你来我往自然地交换意见,说到共鸣或激动处,甚至会不自觉地像老朋友一样,轻拍彼此的肩膀。
这或许是一种提醒:一些令人不那么自在的对话,反而是建立信任和友谊的关键。一个和谐的多元社会,不只该求同,更要存异;而要存异,要以坦诚的对话作为起点。唯有充分了解彼此不同的观点,尊重彼此的关切,我们才能夯实信任的基础,维护和发挥多元社会的价值。
艾莎诺丁
《每日新闻》社媒组长
加沙教会我们如何谈论
艰难课题
无可否认,巴勒斯坦人的困境,深深触动着马来回教社群。
这一课题,我们的回教事务代部长已在国会上提出,也在我们回教堂的周五宣讲中反复提及。
对大多数马来回教徒来说,巴勒斯坦并不遥远或抽象;那是一场直击心灵深处的冲突。
即便如此,在新加坡这样的多元种族和宗教社会里,对这个议题的关切绝不能仅限于某个社群,因为那只会让对话变得狭隘。
讨论像加沙这样的敏感话题,从来就不容易,也让人不自在——甚至邀请非马来回教徒参加对话都充满挑战——而这正是关键所在。
当《每日新闻》和《联合早报》邀请不同种族、信仰和职业的新加坡人聚集在一起,围绕加沙展开对话时,目标从来就不是为达成共识。
它也不是要让每位参与者,像马来回教社群一样,对这个课题感受深切。
对话的目的,是考验我们是否能直面这充满争议的话题——围坐一起,倾听彼此——不退缩、不沉默、不躲在安全立论的背后。
这场交流让人清楚地看到,对话的价值并不在于一片礼貌性和气的认同,而是那些能针锋相对的时刻。
它让我们能提出棘手的问题、发表令人不安的言论,敢于承认自己的贫乏。
一条贯穿对话的主线清晰可见:同情与共情。这样的对话能否继续主办,这条主线至关重要。
当敏感课题以“不惹事生非”之名被搁置一旁时,我们可能会把沉默误以为是“和谐”、把回避等同于“团结”。
回避艰难的对话——无论是关乎加沙、种族还是不平等课题——都不能维护团结,只会让最洪亮、最具分裂的声音,在毫无挑战的情况下占据主导,尤其在网络上往往缺乏平衡的对话。
这次的圆桌对话会,反映出交流是可能的,但也暴露了我们的不足之处。
许多人承认,自己缺乏足够深厚的历史背景知识去深究讨论。也有人担心,“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关于巴勒斯坦的内容”,可能会冒犯其他不同种族或信仰的朋友。
这些迹象可能是“警示信号”,不容忽视,因为一个对艰难课题避而不谈的社会,或许有一天会发现再也无法启齿。
社会凝聚力并不在于没有差异,而是如何能够以尊严和尊重来对待差异。
尽管存有分歧,但坦诚以待的态度,让参与者更加紧密联系。
而这,正是这场对话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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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名新加坡人对加沙议题坦诚对话 呈现多元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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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哪个种族和宗教 加沙议题是新加坡人一大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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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应该为巴勒斯坦做得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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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和异族或不同宗教同胞谈论加沙议题时 会感到不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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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加沙这类复杂议题 有助强化社会凝聚力